李连杰回忆录（3）

　　包括陪护在内我们的访问团总共有44人，为了确保安全中央情报局派出26名保镖随行，每名保镖负责两个人的安全。除此之外，无论我们走到那儿总有一名高大魁梧的美国警察跟在后面。没有人能预料中国大陆人在当时的美国会碰到什么危险，于是到哪都有巡逻车护送，在公众场合还出动了数百名警察维持秩序。也许有一部人会很头痛，可我却觉得相当好玩，因为我以前从没与警察如此接近过。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淘气。许多淘气的孩子加入武术队后，严格的纪律把他们训得服服帖帖，但我却恰恰恰相反。原先的我是一个温顺的小男孩，但当我长大后，我变得越来越顽皮，甚至有些厚颜无耻。实际上，在远离家乡的这一个月中我变得越来越大胆，越来越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比如，我对保镖身上的枪极为痴迷，尽管保镖不允许同我们说话，我还是不停的问他们是否能让我摸一下枪。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总是喜欢与我的保镖开玩笑，那时我的个子很矮，所以每次走路时总是习惯于拽住他的衬衫。当他走在前面时，我就紧紧跟在他的后面，偷偷的把他装在腰间皮套里的枪拿出来，得手后就大喝一声“嗨，站住!"每次他都非常的紧张。
　　我记得，我几乎每天至少开一次这样的玩笑。
　　这是多么美好的回忆呀!
　　在美国访问表演期间，我们最紧张的时刻要数吃饭时了。每种刀、叉、勺、盘都有各自不同的用途，这把刀是用来涂黄油的，那把刀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如果用错了就会给祖国丢脸，每次吃饭时我都一再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忘记饭桌上的礼仪”。
　　但没过多久，我们注意到我们的保镖--在我们的一旁吃饭--并没有正确的使用他们的餐具。他们不是用刀叉小心翼翼的将肉切开，相反他们直接用手把鸡肉撕开并且吃饭时牙齿发出格格的乱响...我们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要知道我们所学的一套礼仪规则是直接从白金汉宫传来的，是英国王室家族成员使用的正式礼节。
　　当坐在饭桌边时，你的两腿必须并拢放在一起；永远不要将你的手臂放在饭桌上，而应轻放在膝盖上。
　　当主人将食物端上来后，不要立即开始吃，只有等主人拿起他的刀叉后你才能开始用餐。
　　总而言之，我们在美国一点差错也不能出。
　　后来在美国时我们注意到，每种食物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放在一张长长的桌子上。如果你想吃什么东西，就自己拿着盘子到那张桌子上挑，吃多少拣多少；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开始进餐。
　　而现在，看看左边，一片咔嗒咔嗒的吃声；看看右边，盘子被碰得砰砰的响，人人都翘着二郎腿。
　　所有规矩都被违犯了--居然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通过吃饭我们体验到了美国人自由随意的处世风格。美国人吃饭时不光发出啧啧的响声而且还随便乱用汤勺。我开始意识到在国内所学的那些西方礼节在这里根本用不上。11岁的我开始学会思考--或者说至少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和矛盾。
　　在学校时，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是：“中国是优秀的，中国所有的一切都是好的”还有“西方国家社会是颓废的，美国的一切都是罪恶的”但当真的来到美国后，我们发现所看到一切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噢，这儿有这么多的汽车。嗨，看那些高楼!啧啧，美国学校里有真真的游泳池!”每天都有如此多的“惊喜”。
　　没有敢说这样的话--“嗨，这儿真漂亮!”--但实际上每个人都这样想。

与所学到的相反，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那么坏。美国政府给我们派来的保镖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都非常有礼貌，而且并不是那么的无情。当他们把你拉回队伍中时是为了你的安全；只要不违反纪律，他们是非常和蔼的。除了专注的执行任务外，他们对我们也格外的友善。此刻很难相信大人们对我们说过的话：所有的美国人都是阶级敌人，不要相信他们。
　　表演团到了纽约后，我开始怀疑是否真的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我们住的所有宾馆房间都被美国政府装上了窃听器呢？
一天，我觉得非常无聊，于是我对着电话（没有将听筒摘下来）说，“嗨，我要巧克力，我要巧克力，我要巧克力。”然后又对着镜子说：“我要香蕉，我要香蕉，我要香蕉。”最后我跑到花瓶前说：“我要冰淇淋，我要冰淇淋，我要冰淇淋。”我觉得这样非常好玩。然后有人通知我们准备晚上的表演，我就把这件事忘了。
　　晚上，我们很晚才回到宾馆。当我推开房门时，几乎吃惊得晕了过去，我的保镖吃惊度也不亚于我；在桌子上堆满了巧克力、冰淇淋和香蕉。
　　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主办人送给我们的礼物--队里每个人都有，而这正是我想要的只不过是巧合。我到其它房间去问：“嗨，你们有没有发现桌子上吃的东西？”
　　没有人收到，我是唯一的。自从发生这次事情后，我变得小心谨慎了一些。
　　华盛顿是我们在美国停留的最后一站，也使我们访问团的表演达到了高潮。武术队中的少数人将被挑选出来到美国白宫前的草坪上为一些高级政府官员作表演，还要摆出各种姿势与他们合影留念。我记得照相时，美国总统尼克松身边站着一位女队员，我站在国防大臣基辛格的身旁；拍完照后，尼克松转过身对我说：“小伙子，你的功夫很棒，长大后愿不愿做我的保镖呀？”
　　“不，”我脱口而出，“我不愿做任何人的保镖。长大后，我要保卫十亿中国人民!”
　　在场的人都很震惊，连我自己也没想到会作出这样的回答。一阵难堪的沉默过后，基辛格首先打破了沉默：“上帝啊，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说话象外交官一样!”
　　直到几天后，在美国大使馆为我们举行的告别晚宴上，我们才得知在白宫表演的消息巳经被登在了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文章中写到“令美国人感到惊讶的是，“红色中国”究竟采用了怎样的一种教育方式，使得代表团最小的成员具有如此高涨的爱国热情。”
　　自然，中国政府为了给予尼克松总统的这个回答将我大大赞扬了一番。多么机灵的一个小伙子，多么绝妙的回答!
　　又一次,我得了满分。一百分！A+。

被邀请到国外访问表演，我们还得到一项意外的好处--每天五元钱的津贴补助。我用这些钱买了一块手表--一块真正的瑞士手表--送给我的母亲。在当时的中国能戴手表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进口手表的价钱尤其昂贵；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必须节省几个月吃饭的钱才能买到一块瑞士手表。当我把手表送给母亲时，她非常高兴的抱着我夸我是好孩子。
　　回国后，比赛便来到了--这一次是官方举办的正式比赛。年底，我参加了全国青年武术锦标赛。“青年”意味着参赛选手都在18岁以下。我猜这是我第一次获得官方举办的全国比赛的冠军。
　　第二年，中国开始为举办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而做准备。全运会相当于国内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包括所有的运动项目：游泳、体操、田径等等，每四年举行一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三次（50年代举办过两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办）全国运动会，也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运动会，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政府对此相当重视。
　　于是我又有了新的训练任务，压力也随之而来。因为我刚取得全国青年锦标赛的冠军，人们对我抱有很高的期望。就我本人而言并没想那么多，因为有许多运动员比我更加刻苦，尤其是一些成人。但是赢得青年锦标赛的冠军使我跨越了年龄的限制，我开始参加各式各样青年和成人的比赛。我，一个12岁的孩子经常与二三十岁的大人们一起进行较量，我开始感觉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随着全运会的临近，我的教练突然停止了对我的教课，我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开始在全国寻找知名的武术专家来教我，这就好象上大课串讲的感觉。他们在给我上课时都没有我的教练要求那么严格。
　　这是一种解脱!我指的是我的教练对我要求非常严格，不仅仅是我-所有队友都非常怕他，我们经常会受到教练的惩罚。但是这些武术大师们却没有那么严厉，他们给我上课时非常严肃，解释得也很清楚--这个动作怎么做，那个动作怎么做--但他们从来不惩罚我。这是一种全新的变化，而且只有我一个人享受这种特殊待遇，其他人都照常训练。
我走运了！我逃离了惩罚！不再有人罚我了！
　　1975年5月，一个重要的邀请赛在昆明举行，参赛者来自八个大城市。这次比赛将邀请全国的精英运动员在一起切磋技艺，本质上是全运会的热身赛。比赛有五个武术项目，我获得了其中一项的冠军。事情朝好的方向进行着。
　　人们真正的聚焦点还是在北京举行的全运会上。你可以想象当时我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既担心又期盼它的到来。运动会开幕的前三天我还在体育馆里进行最后的训练，虽然只是训练可我还是很认真的在进行着，要知道这次比赛是多么的关键。
　　终于，我踏上红地毯开始了马刀项目的比赛。刚开始我就出了意外，我不小心在自己的头上砍了一道很深的口子。最可笑的是我居然没有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