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杰回忆录（4）

　　1976年我们又开始了世界巡回演出。我们的亲善巡回演出团在欧亚非和中东的许多城市进行了演出，每到一个城市总会发生许许多多的有趣的事情。当我们在伊拉克时，气候非常炎热--大约50摄氏度。中午时的天气尤其让人难以忍受，午睡前我们会把一桶水倒在床上，然后在湿床单上睡觉；一、二个小时后被单就被烘干了，我们又爬起来继续往床上倒水。当然宾馆服务员并不知道这一切--我们秘密的进行活动！
　　1977年巡回团来到非洲，这里的酷热的天气也成为一个问题。所有的节目都被安排在晚上进行，大约是十点钟左右；白天的演出对于演员和观众来说都是不合适的，因为这里的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室内体育馆，任何正常的人都不会大白天坐在太阳下。甚至到了晚上气温也是异常的高，工作人员为我们准备了许多饮料，并在里面加上冰块。一天晚上，表演完一个节目后，我冲到后台拿起一瓶饮料咕咚、咕咚一下子喝掉了大半瓶。由于太黑而没有细看，喝完后，我突然觉得有些头晕。
　　他们很快发现原来被我喝掉的是一瓶香槟！结果那天晚上我不能再继续接着表演了，他们只好另找人来替代我。
在旅程中，我们到各个国家都是乘坐飞机。有一个非洲国家只有两架飞机，其中一架是喷气式小型客机--总统和政府官员乘坐。最初我们被安排乘这架飞机，但当到达机场时，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总统正在使用这架飞机；于是我们只好乘坐这个国家的另一架飞机--一架货机。
　　唔，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第一次，难道不是吗？就象戏中演得那样--货机非常大和空，货机的尾部停在平台上以便装货。我们从飞机的尾部登机，飞机里没有象客机里一样的软垫座位--只有两排长的金属长椅。男孩坐在左边，女孩坐在右边，我们就象跳伞兵一样面对面的坐着。我们觉得非常好玩，这真是一个奇特的飞机！然后有人在座位前拴上结实的绳子。他们在干什么？这当然不是安全带。只有两条长绳子而且绳子离我们很远。
　　很快就有了答案。
　　飞机的后门还没有关上，我们听到外面一片嘈杂声，接着一群母牛和羊被驱赶进机舱的中央。
　　我们惊讶得差点跳起来！多么奇怪的货机呀：北京武术队在两旁，牲口在中间。我们坐着，他们站着，整个行程中我们隔着绳子互相观望。
　　关于这次旅途还有一点必须提到的是，为了保证旅客的舒适，客机上有噪声缓冲音和减震器；而在货机上没有这些设备，震耳欲聋的响声和巨烈的颠簸充斥了整个旅途。幸亏路程不太远--只花了40分钟就到达目的地。当飞机着陆时，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回想起来，在非洲参观表演的二个月里每次乘坐飞机都发生了许多飞机“戏剧”。几个月前有一架DC-10型飞机坠毁，所有的国际机场都对这一型号的飞机进行检查，导致许多航班的延误。一次，我们不得不转移到一架非常古老的飞机上去，这架飞机的门关不上；最后只能用绳子来将它拉上。
最后我们的旅程结束了，送我们回国的飞机来自中国舰队，一架波音707。非洲一个国家的总统访问中国结束后乘这架飞机回国，我们搭乘这架回程飞机飞回中国。在经历了二个月的颠簸后，我们终于可以搭乘自己国家的飞机回到祖国了。我们从卡麦隆起程，途中在扎伊尔稍作停留然后回中国。
飞行途中非常顺利，我们准点到达扎伊尔。但没过多久我们发现飞机在跑道的上空徘徊又徘徊，就是不降落。而且我注意到空姐们也不在飞机过道里走动了，只是默默的坐在她们的座位上，脸色苍白。这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 - 为什么他们不动了呢？透过玻璃窗，我们看到机场就在下面。为什么飞机不着陆呢？最后，一名空姐拿着一些纸和笔分发给大家。这是让每个人写遗嘱！
　　飞行员最后解释说：飞机着陆的齿轮出了问题。后轮是好的，但前轮不能够减速。怪不得我们听到一阵阵咔咔嗒嗒的声音，但是不敢问这是为什么。
　　说句实在话，我没在学校里念过几天书，而且也很少写信。我几乎不知道如何去使用钢笔。我开始着急起来--不是因为被告之要写遗嘱，而是因为不知如何在一张空白的纸上下手。对我来说，这相当于一次笔试！我不知该写些什么，书信的格式是怎样的呢？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我坐在那儿冥思苦想了至少有十分钟，突然我来了灵感：“对！在文章的开头我应该写艺术或‘遗愿’。”但我记不得“艺”字该怎么写了，于是我向旁边一个心乱如麻的大人有礼貌的问道：“老师，您能告诉我艺术的“艺”字怎么写吗？”
　　“神经病，”他头也不抬的回答道。
　　我非常生气。
　　好，就算你不告诉我也不能随便骂人呀。
　　当我回过头去看时，觉得非常滑稽。其余的人都在为即将来临的死亡感到苦恼，只有我问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嗨，有谁知道‘遗嘱’两个字怎么写？”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就要死了，我一点也没感到害怕。我太着急了，怎样才能把这页纸填满呢？
奇迹发生了，故障被解除了，飞机安全着陆。
　　后来我才感觉到一些后怕，当下飞机时我觉得自己的腿有些发软。
　　飞机场巳被封锁-到处都是士兵，消防车、警车、水笼带、救护车都早巳准备就绪，只等行动了。
　　这是旅途中一次无与伦比的经历。
因为我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对话，中国政府认为我为中美关系做出了特殊贡献，所以经常邀请我去参加一些国宴，我也曾被邀请参加一些来访国外官员的欢迎会。当福特和卡特来中国访问时，我做为机场迎接队伍中的一员。慢慢地，中美之间的冷战关系开始得到缓和。
　　因为彼此不了解对方的文化和价值，中美双方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是敌人。比如，1974年我们表演团第一次去美国时，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而美国人由于第一次充当我们的保镖，彼此都很紧张。
　　但当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这些资本主义敌人原来都很友善和正派，他们也觉得这些红旗下长大的孩子不是疯狂的思想家--实际上我们都是相当可爱的孩子，于是大家都开始放松下来。一旦人没了戒备心许多有趣了事情都会在不经意间发生，美国保镖们开始学会说一些中文。当旅行快结束时，我与我的保镖巳经混得很熟了。一天，我拉住他的袖子急切地说：“我要去卫生间！”
　　他想也没想用中国普通话对我说：“别着急，我马上为你找一个卫生间！”
　　我笑道，“哈，你也说中文了！”他非常地不好意思。
　　在香港时美国保镖们随时跟着我们，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坐下来观看我们的表演，在这之前他们全身心的投入了保卫工作中。当最后一个节目表演完后，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40多个人无论男女老少全都哭了。
　　我仍然记得一名美国保镖用中文发表的一小段演讲：“在这一个月里，虽然我们天天跟在你们身边，但却从没机会看你们的表演，也不了解你们--我们说不同的语言，两国之间也没有深厚的友谊。也许就象我现在对你们说的这样，这是一次冒险，但谁会在意它呢？我们愿意与你们交流！”
　　我们看见了他眼中的泪花，大家都哭了起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但这只是相处了一个月后产生的感情。我们的心巳连在了一起，每个人都很难过。
　　几年后福特总统来华访问，我作为欢迎团成员之一到机场迎接他，并且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接风晚宴。人民大会堂可容纳几百张桌子，我边吃边四处张望，突然我的视线定格在一个人的脸上。
　　这个人就是曾经在香港告别演出会上发表简短演说那位美国保镖。
　　我非常吃惊并且欣喜若狂，就象遇见一个失散多年的朋友。我非常大胆的喊了一声：“嗨！”
　　这时我发现他前面二、三张桌子边坐的美国保镖全是熟悉的面孔，他们同样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开始对我叫到：“嗨，在这儿！”
　　我们都有同一个愿望--拥抱在一起。
　　我们都忘记了自己正在参加一个正式的国宴。当他们站起来时，发生了一阵连锁反应--二十、三十、四十把椅子倒下去。当时中国的便衣，美国的保安人员乱作了一团。
　　在这种最高阶层的晚宴上，便衣警察都分散在大厅的各个角落里。美国人并不知道谁在监视他们。但每个便衣都会负责监视一个人，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
　　当我突然站起来，美国保镖突然跳起来时，每个人都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欢呼声中伴随着警铃声。
　　转过身一看，我发现有一些人非常紧张的望着我，有人甚至巳拔出了手枪。
　　非常尴尬的我朝众人点着头：“唔，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小心翼翼地坐下。美国保镖们也同我一样向他们的同事示意并没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意识到这只是一场误会，慢慢地人们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关系紧张和互不信任的年代，来自两个不同文化背景国家的人们可以超越彼此的差异，结下牢不可破的友谊。